8 海市蜃楼(第3/5页)

“我想,”他说,“我们应该更详细地谈谈你在柏林的工作情况,也就是从1951年5月到1961年3月的情况。再来一杯酒。”

利玛斯看着他从桌上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点上。他注意到两个情况:彼得斯是左撇子,他点烟时又一次点的是靠香烟商标的那一端,这样香烟的商标会先被烧掉,这是利玛斯很欣赏的习惯。而这些都说明彼得斯和他一样,也曾做过秘密潜伏工作。

彼得斯的脸长得有些怪,脸色发灰,没什么表情。这种脸色应该是他早年革命时期坐牢造成的。那种特征一旦形成,到死也难以改变。彼得斯头上灰白的头发以后会变得全白,但他的脸色不会变。利玛斯有点想知道彼得斯的真实姓名和婚姻情况。在彼得斯身上有一种正统的气质,这是利玛斯所欣赏的。他的正气来自他的实力和自信。彼得斯这种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撒谎。他如果要撒谎的话,那也是经过算计并且必须要撒的谎,他不会像阿什那样说一些拙劣的谎话。

从阿什、基沃到彼得斯,他们的素质和职位一个比一个高,给利玛斯展现了情报系统里的森严等级。利玛斯估计他们的思想也是一个比一个好。阿什像个雇佣兵,基沃是跑腿的,接下来才是彼得斯。当然他们的目的和手段是相同的。

利玛斯开始谈柏林的事。彼得斯很少打断他的话,很少发问或作评论。可只要彼得斯一开口,他的问题就很有针对性并且很有提问技巧。利玛斯觉得对方在这方面的本事和自己不相上下。利玛斯甚至对彼得斯的审问技巧有些赞赏,有些惺惺相惜的感觉。

要在柏林东区建立一个像样的间谍网,需要很长时间,利玛斯这样解释说。开始阶段,那个城市里有很多的二流特工。那时候特工人员的信誉度很差,有时候在酒会上就能招进一个人做特工,在饭桌上给对方稍稍介绍一下就行。那种人往往到第二天早上就暴露了。这种情况对职业特工人员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众多的手下,却有很多是对手派遣来的;工作上千头万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太少,施展拳脚的空间太小。1954年,他们失去了和费格的联系,完全失去了。1956年的时候,当每个部门吵着要发展高层次间谍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进展。实际上费格总是提供一些价值不高的情报,很多情报只比新闻报道快一步。而他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情报,这让他们又等了三年才等来了机会。

有一天,德·扬去东柏林的一处森林里野餐。他车上挂的是英国的军用牌照,当时他把车等在运河边一条僻静的小路上,把车上了锁。野餐后,他的孩子们提着篮子,跑在前面。孩子们跑到车边停了下来,犹豫了一会儿,扔下篮子转身往后跑。有人撬开了车门,弄坏了把手,使车门半掩着。德·扬想起照相机还放在车里,不禁骂了一句。他上前去检查车子,发现门把手被人用钢管之类的工具撬坏,所用的工具应该不大,是便于隐藏的那种。车里的照相机还在,放在车里的外套和他妻子的几样东西都没有丢。驾驶位上有一个香烟铁盒,烟盒里放着一个小金属圆桶。德·扬一眼看出那是什么:微型照相机的胶片盒,用的可能是美乐时相机。

德·扬开车回家,把胶卷冲了出来。照片上是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的记录。正巧他们手上有从其他来源获得的同样情报,经对照,确认照片内容是真实的。

利玛斯把这件事接了过来,他那时候十分需要获得一次成功。因为他到柏林后,工作上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加上他年龄越来越大,快超过担任全职特工行动的年龄限制了。他在一周后,把德·扬的汽车停到同样的地方后,到别处去散步了。

德·扬所选的野餐地点比较偏僻,在运河边的狭长地带上。那里有一些弹痕累累的废弃碉堡和一些干燥的沙地。东面有片稀疏的松树林,离运河边的石子路有二百米左右的距离。那地方的好处就是僻静—这样的地方在柏林并不多,而且那里还很难被监视。利玛斯走在树林里,他没有试图去观察汽车旁的动静,因为他不知道对方会从哪个方向接近汽车。如果他从树林里监视着汽车边的动静,也许会让送情报来的人失去信心。他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当他回到车里时,发现车里并没有东西。只好开车回到柏林,骂自己是个傻瓜:中央委员会怎么会隔两周就再召开一次啊。三周以后,他又借了德·扬的车,把二十美元票面的一千美元放在一个野餐盒里。他没有给车上锁,离开两个小时后再回去。发现车里多了一个香烟铁盒,装钱的野餐盒不见了。

这次的胶卷上拍了很多有价值的文件。随后的六周内,他又这样做了两次,每次情况都一样。

利玛斯知道他钓到了大鱼。他给这个情报来源起了个代号叫“梅费尔”,而给伦敦的汇报信中,他对此表现得并不乐观。因为利玛斯知道,如果稍微对这件事情乐观一些,那么伦敦方面就会把它接管过去,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他把这个情报来源看做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渠道,而伦敦对那么有价值的情报来源是要直接插手的。就算他在向上汇报时有所保留,可圆场还是在插手:定规矩、提意见、提醒注意和催促行动等。圆场会提出送新的美元票子给对方,以便进行追查。他们还要他把胶卷盒送到圆场检查。他们还想进行拙劣的跟踪。照他们那样做,对方恐怕很快就会暴露。圆场的人最主要的还是想借此向上邀功。利玛斯像发疯似的工作了三周,把东德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档案全都研究了一遍,还把可能接触到会议记录的所有人员列了个名单出来。

从文件最后一页上的分发人员名单上,他把情报提供者的范围缩小到三十一个人,包括职员和文秘人员。

要从这三十一个人的不完整记录中,确定谁是情报提供者,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利玛斯再次研究对方送来的文件。他后来说过,他早就应该把精力放在研究文稿上了。胶片上的文件都有编号,但都没有盖保密章。在第二和第四次送来的文件中,有用铅笔或彩笔修改过的痕迹。他最后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认定:胶卷上拍的文件不是正本,而是文件草稿。这样就把情报来源限定到了秘书处,而秘书处的人员并不多。从拍摄文件草稿的方式来看,拍得很好很仔细,这说明拍照人有充足的拍照时间,还有自己的办公室。

利玛斯又去研究人员名单。发现秘书处有个叫卡尔·雷迈克的人,他以前在军队医疗队里当过下士,曾被当做战俘在英国坐了三年牢。当苏联军队占领波美拉尼亚时,他有个姐姐住在那个地方,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姐姐的消息。他已婚,有个女儿叫卡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