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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各种新兴的群众运动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它们不只是为了支持特殊目的（如维护葡萄栽培）而组成的压力和行动团体。当然这类有组织的特殊利益团体也是成长迅速，因为民主政治的逻辑便是要求各种利害团体向理论上应对它们相当敏感的全国性政府和议会施压。但是，像德国农民协会（Bund der Landwirte，1893年成立，次年就有20万农民参加）这样的团体，却不属于任何政党，虽然它的态度显然倾向保守，而它又几乎完全为大地主所控制。1898年时，它的支持者包括分属于5个不同政党的118名德国国会议员（总数共397名）[7] 。

和这种不论其势力多么强大的特殊利益团体不同，新兴的政党运动代表了整体的世界观。是其整体的世界观，而非特殊或不断改变的具体政治计划，构成了其成员和支持者的“公民宗教”。对于卢梭、涂尔干以及社会学这门新学问的其他理论家而言，公民宗教应该可使许多现代社会因之结合。不过，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扮演阶段性的黏合剂。使那些新近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团结一致的要素乃是：宗教、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先驱意识形态，不论其运动同时也代表了什么样的实质利害关系。

矛盾的是，在那些具有强烈革命传统的国家，例如法国、美国，勉强也算上英国，它们以往的革命意识形态，也有助于新旧精英分子驯服至少部分的新动员起来的群众，而它们所用的策略，对北美13州的7月4日演讲者而言，是习以为常的。英国的自由主义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人，它也从未忘记其前辈曾为了清教徒的利益而参与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的行动。［自由党党魁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自掏腰包于1899年在英国国会前面为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立了一座雕像。］自由主义成功地维持了大众劳工党的发展，这种发展一直维持到1914年后。更有甚者，成立于1900年的英国工党（Labour Party），也这样跟随在自由党的脚步之后。法国的共和激进主义尝试以挥舞共和与革命的旗帜来对付其敌人，并吸收动员群众，它们也的确得到一些成功。“左派无敌人”和“所有好的共和党员团结一致”等口号，颇有助于将新兴的民众左派与统治第三共和国的中心人物结合在一起。

最后，就其运作的方式而言，群众动员可说是全球性的。它们或是粉碎了古老的地方性或区域性政治体制，或将它推到不重要的地位，要不便将它整合进较为广泛的全盘性运动。总之，在民主化的国家，全国性政治活动并没有为纯区域性的党派保留多少发挥空间，即使在德国和意大利这类具有显著区域差异的国家亦然。因此，在德国，汉诺威（Hanover，至1866年方为普鲁士所兼并）的区域特征——明显的反普鲁士和对旧日威尔夫（Guelph）王朝的效忠——也只能表现为投给全国性政党的选票比例比其他地方稍少而已（85%，别处为94%—100%）。[8] 因此，信仰或种族上的少数人，或者就此而言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少数群体，有时局限于特殊地理区域的这一事实，不应误导我们。与旧日资产阶级社会的选举政治相反的是，新的民众政治越来越与以地方权贵为基础的旧式地方政治无法相容。在欧洲和美洲，仍有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伊比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南部和拉丁美洲——的保护人，也就是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可以将整批受保护者的选票“交付”给出价最高的人，甚至更大的保护人。即使在民主政治当中，“老板”也从未消失。但是，在民主政治中，由政党制造名人，或使他不致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无助的情形，还是比相反的情形多得多。努力使自己适应民主政治的年长精英，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在“地方性保护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发展出各种折中方式。而事实上，在旧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充满了老式“名人”和新政治操盘者、地方老板，或其他控制地方政党命运的人士的复杂冲突。

因此，取代名人政治的民主政治，就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并没有以人民取代权势，而是以组织——委员会、政党名人、少数积极分子——取代权势。这个充满矛盾的事实，不久便为实际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他们曾指出这种委员会［或英美所称的干部会议（caucuses）］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甚或指出其“寡头政治的铁律”——米歇尔斯认为他可以从自己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中得出这项铁律。米歇尔斯也注意到新群众运动崇拜领袖人物的倾向，不过他过于重视这一点了。[9] 因为，在本书所述时期，那种自然会以某些全国性群众运动领袖为中心的崇拜，例如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元老）或倍倍尔（Bebel，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画像的崇拜，其实信念的成分远大于个人的成分。再者，当时很多群众运动并没有富有领袖气质的领导者。当帕内尔在1891年因私生活混乱和天主教与非国教徒的道德冲突而失势时，爱尔兰人便毫不迟疑地抛弃了他。可是，没有任何领袖能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他的私人效忠，而帕内尔神话在他死后很久还在流传。

简而言之，对其支持者而言，政党或运动是代表他们也为了他们而采取行动。因此，组织便很容易取代其成员和支持者，而其领袖又可轻易地支配组织。于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绝非人人平等的共和国，但是因为它们能结合组织和群众支持，因此便拥有庞大且几乎无可置疑的地位：它们是潜在的政府。事实上，20世纪的几次主要革命，都是以制度化为政权系统的政党运动取代旧体制、旧政府和旧有的统治阶级。这种潜力之所以非常可观，是因为较古老的意识形态组织显然缺乏这种力量。比方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宗教似乎已失去自行转化为神权政治的能力，而它当然也不想这么做。［这种转化的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1848年后在犹他州建立的摩门教共和国（Mormon Commonwealth）。］胜利的教会所建立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是由世俗机构所经营的教士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