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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制动策略虽然可以使政治车轮趋向民主政治的运动减慢，却无法阻止它的前进。西方世界（1905年以后甚至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正在清楚地走向以日渐扩大的普通人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些制度自然会导致为了选举或借由选举所组织的群众政治动员，其目的在于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这也意味着群众运动和民众政党组织、大众宣传政治学、大众媒体（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发展大众化或低级趣味的“黄色”报纸），以及给政府和统治阶级带来不少新麻烦的各项发展。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如今已在欧洲公开的政治讨论场合中消失，因为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已使人们甚至不敢稍微坦白地公开加以讨论。政党组织候选人难道会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们太愚笨无知，不知道在政治上什么是最好的，而他们的要求也很荒谬，会危及国家的未来？又有哪个政治家敢不口是心非，以免其谈话被那些包围在身旁的记者传到最遥远的酒店去？政客越来越被迫取悦大众选民，甚至不得不直接和民众对话，或间接利用大众新闻报道（包括其竞争对手的报纸）这只传声筒。俾斯麦或许从来不曾对精英以外的听众发言。然而，在1879年的选举战中，格莱斯顿（Gladstone）已将群众助选引入英国（或者也包括欧洲）。除了政治的局外人，再没有人会以辩论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时的那种坦白和真诚，来讨论民主政治的可能后果。不过，当统治者隐藏在浮夸的言语背后之时，对政治的严肃讨论则退入知识分子和少数有学识并关注这些问题的民众的圈子。这个民主化的时代也是新政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涂尔干（Durkheim）和索列尔（Sorel）、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i）和韦布（Webb）、莫斯卡、帕累托（Pareto）、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韦伯的世界（参见第十一章）。[4]

自此，当统治阶级真的想说真心话时，他们必须在权力回廊的隐蔽处进行，例如俱乐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猎会或周末的乡间住宅。在这些场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见面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在国会辩论或公众集会上的争论笑剧。因而，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公众政治伪善，或者更准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从而造就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杜利先生的时代，以及尖锐滑稽且才华横溢的漫画杂志的时代——这些漫画杂志中，典型的有德国的《简单》（Simplicissimus ）、法国的《奶油碟子》（Assiette au Beurre ）或维也纳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火炬》（Fackel ）。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放过“公开论述”和“政治实情”之间的缝隙。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便在针对1906年自由党选举大胜所写的讽刺短诗中，捕捉到这个缝隙：

依赖特权，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可恨权力崩溃了；

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民主，重获其统治权。[5]

那么，如今为了政治行动而群起动员民众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那些在此之前没资格参与政治，或被排斥在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阶层，它们之中的好几个可组成相当混杂的联盟、联合或“人民阵线”。其中最可畏的是工人阶级，如今它已在一个明确的阶级基础上于各政党和运动中从事动员。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由若干不满意的中间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庞大但尚欠明确的联盟，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比较害怕富人还是比较害怕穷人。这个联盟包括由工匠和小商店主人所构成的旧式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之下逐渐凋零，也包括人数正在迅速增加的“非劳力的白领的”新下中阶级，他们在大萧条时代及嗣后构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工匠问题”和“中等阶级问题”。他们的世界是由“小人物”对抗“大”势力所决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小”这个字——如英文中“小人物”（little man）、法文中“小商人”（le petit commerçant）和德文中“小人物”（der kleine Mann）中的“小”字——正是其标语和口号。法国的许多激进社会主义杂志都骄傲地在名称中冠上“小”字：《小尼斯人》（Le Petit Niç ois ）、《小普罗旺斯人》（Le Petit Provençal ）、《小沙兰特人》（Le Petit Charente ）和《小特尔瓦人》（Le Petit Troyen ）。小是值得自豪的，但太小就不行。因为小财产和大财产一样需要对抗集体主义，而文书和技术劳工的收入虽然可能非常接近，但文书的优越性必须予以保护，他们不能与技术劳工混为一谈；已确立的中等阶级尤其不欢迎中下阶级与他们平起平坐。

“小人物”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修辞学和煽动法的活动领域。在那些具有深厚的激进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其强大或绚丽的政治修辞学都将“小人物”固定为左派，虽然在法国，其中包含有极大成分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和仇外情绪。在中欧，其民族主义是无限制的，尤其是在反犹太这个议题上。因为犹太人不仅可被视为资本主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中打击小工匠和小商店主人的代表——银行业者、商人、新兴连锁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创办人），也可被视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而更普遍的情形，是被视为损害古老传统和威胁道德真理以及家长制的人。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反犹运动在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已成为有组织的“小人物”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分。它在别处的重要性也不应低估。谁能从19世纪90年代震撼法国的反犹太骚动、为期10年的巴拿马丑闻以及德雷福斯案件（法国参谋部的德雷福斯上尉于1894年时被误认为替德国做间谍活动而定罪。在一场使整个法国为之分裂、震动的还他清白的运动之后，他于1899年被免罪，最后在1906年得到复职。这个事件在欧洲各地都留下不小的创伤），猜想到这个时期在这个拥有4 000万人口的国家，只有6万犹太人？（参见第六章及第十二章）

进行政治动员的群众当然还包括小农。在许多国家，小农仍占人口中的大多数，至少仍是最大的经济群体。自19世纪80年代起，也就是在不景气时代，小农和农夫越来越经常被动员为经济上的压力团体，并在许多情形不同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丹麦、新西兰和法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批加入合作购买、推销、成品加工和信贷的新组织。不过，虽然如此，小农却很少在政治和选举上以阶级的意义动员起来——假设这么庞杂的一个群体可以算作一个阶级的话。当然，在农业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府胆敢忽视农耕者这么庞大的一群选民的经济利益。可是，就小农在选举上的动员而论，即使是在某一特殊政治运动或党派的力量显然是依靠小农和农夫支持的地方（例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民粹党或1902年后俄国的社会革命分子），小农也是在非农业的旗帜下进行动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