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 心（第2/3页）

“娄主编，我觉得大家和你在一块儿工作都很愉快——非常愉快。”

她笑了：“同志们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这样工作再累，精神上也会感到舒畅。舒畅比什么都重要啊。”

“都重要！”

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微笑着。

那次长谈之后我对她的印象好极了。人啊，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从哪儿才能找到这样一个没有丝毫官气、又是如此体谅他人的领导？回想起以前工作过的那个03所，简直就像一场噩梦。对比之下，我觉得自己今天真是太幸运了。一切都是时机，是机遇问题，因为如果早来这儿一两年就不是这样了，据同事们说，这里过去的头儿是一个长得像石猴似的老人，虽然为人耿直，可是脾气怪异，不但很少与下级对话，而且说火就火。大家只能在一种肃穆的、小心翼翼的、甚至是多少有点冷漠的气氛里干活。那时工作起来真累。而娄萌接手之后就完全不同了，她能用一种情感之丝将大家缠裹和笼罩起来，使人人在自己的职位上都干得尽心尽力，即便承担起好几个人的工作也毫无怨言，甚至下班之后还在为杂志社里的事情奔忙，真有点乐此不疲的意味。

回家后我常常对梅子讲起自己的新领导，讲她工作的特征、温和的性格以及衣着，甚至讲她这一天又说了什么笑话等等。大约讲得太多了，有一次梅子打断我的话说：你脑子里也该装些别的吧。我不再吭声，因为她真的提醒了我，让我发现，娄萌的确迷住了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

当时我怔了一下，笑了。

不过一切再清楚不过，我不愿一直待在家里，不像过去那样闲散了。我很愿意往杂志社跑，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是轮流值班的，不必天天上班，可我现在宁愿更多地离家。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把严格的作息时间当成一种负担，倒是非常乐于把时间消磨在办公室里。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办公桌与她相对，我相信这也是偶然而又幸运的事情。在工作疲劳的时候，有时想抬头放松一下眼睛，常常就能看到娄萌刚好也微笑着仰起脸。

3

有一次娄萌赞扬我的身材：“你很注意锻炼，看看这有多好。我们老于不愿活动，顶多也就是散散步，那根本达不到目的，只不过给他消消食儿罢了，让他长得更胖。”说完就幸灾乐祸地笑起来，“我们老于现在就像一个弥勒佛。你不要以为他是现在才胖的，他和你这么大的年纪就已经很胖了。”她捏了捏我的胳膊：“瞧这肌肉！”说着又用拳头捣了捣我的胸部。

我觉得胸部的肌肉正有力地反弹她的拳头。

“真是个好小伙子！”她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说这些时，一双眼睛平静而纯洁。

她重新坐到办公桌前，我这才发现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大家不知什么时候下班离开了。我说：“娄主编，我们也该走了……”

她坐在那儿没有应声，眼睛望着窗外，眸子里好像渗出了一层什么。她很少这样。这时她像刚刚醒过神来，点点头：“嗯，我们走。老于的车子也快拐过来了。”她说老于正在哪儿开什么会，正好拐过来捎上我们。一提到老于她又抱怨，“他啊，把院里的什么事情都包揽了，整天忙得脚不沾地。其实很多事该找人家霍老……”

从娄萌的话里常常能听出对那个人的不满。但像过去一样，这次她很快转而赞扬起来：“当然了，霍老年纪大了，兼职太多，总不能参加那么多的社会活动。不过霍老德高望重，有些场合还是非出面不可啊，这可不是我们老于能取代的啊！”

她在说霍闻海。我发现提到这个名字时，她的声音马上有些变，像要说一句悄悄话却又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似的。我知道，霍闻海对于许多人而言，都算这座城市里的一个庞然大物。事实上就是如此，任何时期与任何时代，总会在一些角落流布着一些超级人物，他们有的貌不惊人，业绩平平，有的甚至还有着可怕的缺陷，但就是不可忽略不可埋没。这些人大半是权高位重，或在历史的交叉路口占据了奇特的位置，使人望而生畏。霍闻海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他年纪很大了，但也许是资历或其他某些原因，年龄问题在许多人看来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比如说他像大多数这一类人物一样，非但身体很好，而且有着一副恒久不变的容颜。我是说，当经过了一段长久的时光的考验之后，他们的面容似乎就停滞在那儿了，再也不会改变了。我甚至见过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也是一个神秘的令人畏惧的人物，他在接近八十岁的时候突然变得更年轻了，面部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细嫩。比如说我见过的霍闻海，他绝不像一个老人，那样子可以说名不副实；总之他应该算是一个老人了，可就是没有一点老相。当然我是从远处看到的，因为我不太可能从更近一点的地方端详了。其实这个人能让我看到就不错了，因为对方一般场合是不露面的，他是那种过早地把自己隐匿起来的人物。神秘，然而却并非是故作神秘，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某些“要人”的特征。这一点许多人想学，想模仿，可就是学不来也模仿不来。有人尽管年纪不小职位也不低，可身上的轻浮气甚至是贱痞子气弄到最后还是与日俱增。这也没有办法。有的人天生不是贵人，即便浑身挂满了勋章也无济于事。而霍老——是的，许多人早在十年前就这样称呼他了——只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场合才露一下面，就像电光石火一样，稍纵即逝。科学院只是他以前分管和过问的部门之一，那里大约有一多半的人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更不用说别的了。平常那些应酬，那些繁琐的事务，理所当然全要落在于节头上。所以娄萌的抱怨是合情合理的，只是她不愿在我面前流露更多罢了。她怕有什么话传到霍老耳朵里。实际上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她每每流露出类似的委屈，我都忍不住要深深地同情起来。我想安慰她，但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我害怕她的泪水在这样的时刻突然就流出来，我担心自己忍不住，会伸手拍打她的肩膀或递过一块手帕之类。谢天谢地，好在没有出现这样的场景。

办公室常来一些年轻人，最多的是大学生们，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各色闲散人员。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热情澎湃，谈话时常常没有任何过渡就直接进入忘我境界，激动不已。他们管杂志社里所有的人都叫“老师”。那些可爱的姑娘把这儿看成了神圣的学术和艺术殿堂，而我们则把她们看成了青春的象征。我总是很好地、恰如其分地给她们以帮助。我从没有说过一句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话。我喜欢她们的热情、昂扬、不加掩饰的情感流露，但我想自己仅仅是、始终是一个合格的编辑，一家杂志的工作人员。姑娘们离开时，我与她们招手告别——我不记得曾主动地与她们握过手。可马光则不然，他一有机会就要抓住一双双纤手，而且总要握上很长时间。这在我看来显然是不够妥当的。在业余时间，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开这些年轻人，那时候我只愿沉浸在老朋友们当中，沉浸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如果有哪些更热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找上门来，我也会把他们约到上班时间，约到办公室里。这样，娄萌，马光，所有的同事都在一块儿了。我发现自己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