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心   （第4/5页）

那段不堪回首的单细胞岁月，让我体会到另一种监狱。它无须高墙、电网和囚室，也没有清晰的罪名或刑期。无数男人女人，没有外力强迫，自动自愿退回一种返婴状态。四面八方响着激情摇滚，震耳欲聋，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如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亨利与琼恩》中伴随男星女星极品做爱的那种。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牢里的犯人。

我40岁以后遇到的那次真爱，或许结局凄惨，但我告别了单细胞生命，成为一个男人。唯有她真心拥抱了一个最凄惨、孤独的我。她走后，我死了一次。世界变为透明的水晶，罩在冰冷、纤细的蓝光下。封冻已久的记忆，忽然融化。长长的绿皮火车，从山洞里穿出，驶向丰饶的田野。

变成单细胞的不止我一人。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

我的爷爷是一个男人，他坚实，刚韧，顶天立地。造就男人的是泥土、女性和制度，但不是唯物主义的那种“制度”。事实上，男女两性的基本特征都在消退。如果真心爱过，贴近过一颗燃烧的心，就不会忽略这个恐怖事实。孩子会习惯任何一种氛围，他察觉不到有任何反常。在母亲、姐妹、男女同龄者的细密熏染下，男孩子一天天长成他最后的样子。

2000年夏末，在加州读中学的俄罗斯女孩达莎，为我录制了苏联国歌。听到那曲子，我觉得自己不会白活。一个遥远、壮阔、苍凉的声音，召唤、等候着我。有过那么一片土地，那里没有华尔街，没有投机商，没有好莱坞的破歌破明星和纽约、旧金山的酷白人，大家一样有房住、有工作、有美好的爱情。我也晓得，后来这些变成了扯淡。在圣彼得堡的上空，有一种特殊的颜色。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义的红帽子，但是发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蓝光。这亦是单细胞者的救赎之光。从那光泽和歌声里，我闻到雪地和森林的湿润、旷野的率真和神秘，以及内心复活的遥远希望。

四

苏联骤然解体已经21年了，其间种种是非、内幕、来龙去脉，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每一场战争或革命，都有直接的导火线，也有更为复杂的深层背景。多数人会同意一件事：爱不需要任何理由。对俄罗斯的土地和天空，我是一见钟情。爱屋及乌，或是爱乌及屋，都不重要。相关的历史资料，还有文学、社会报道等等，我都有兴趣，也尽力浏览。关于1991年的解体，我提一个自己的观点：人们不爱苏联了！就是这么简单。爱是不可以强求的。

“不爱这个国家了”，这话很重，很难说出口，哪怕用很轻的声音，只对自己说。它像尖利的鱼刺，生锈的刀片。但是生活和历史，会把这话摆在每个人面前，在恰当的时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2012年12月，依照近年固定下来的周期、频率和规模，美国东岸一个小镇又发生枪击案件。这一回，打死20多个六七岁的男孩女孩和几位老师。不能说我对此事无动于衷，我爱孩子和动物，心也是肉长的，但确实感到毫不意外。孩子们死了，官员和专家又要开始叽叽喳喳、这个那个地讨论。当然只是个案，美国人还是很幸福、很伟大的——他们一定都会这么说。

苏联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东正教、大草原、群星一般灿烂的小说诗歌、欧洲大战、列宁、克格勃，等等；是非成败，错综复杂。美国也有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每个民族的历史、身份感和语言方式，都包含外人难以洞悉的深层逻辑，也可以称为“共享的精神能量”。它缓缓流淌，犹如弯曲的长河，混浊、幽深；从潜潜暗流中，时而溅出血色的浪花。从一个比较熟悉的水面上，很难揣测清楚另一条陌生河流的颜色和形状。所以，中国的故事、苏联的故事、美国的故事，各自源流深长，或许也暗藏杀机。相互之间，未必有多少可比性。

2000年年底，我下了最后决心，一定走出美国，去发掘更广阔的内心空间。是的，我觉得在美国很不自由，陷在一个纠结、分裂而又特别肤浅的中美二重奏里边，尤其不自由。当时我尚未摆脱比较严重的生存困境，还有感情困境。通通置之不顾了。感谢上苍，给了我最后那点行动的勇气，让我起死回生。

我没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只是清清楚楚觉得，继续那样在美国待下去，我会萎缩、破碎、沉沦。而且，因为性格偏执好胜，有极大可能会彻底变成一个疯子。或许还不至于买把冲锋枪上街“突突”陌生人，可能只是每天坐在图书馆自言自语，或者同几个相似的老疯子一道自言自语，但是距离“突突”的境界，不会很远。我没做过更科学的问卷调查，但是可以扶着一本《圣经》向天作证：在1999年秋天的旧金山，有过两位基本上正常、和善的成年人（一男一女，互不相识，国籍不同，30多岁），向我表达过类似想法（真想拎把枪上街，“突突”了丫挺的）。当然，他们是在开玩笑。无论如何，倘若在这样的场合，还不适合使用Что-тоне так这个短句，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能够适用。

所谓单细胞生存，指的是这么一种状况：无以言状、难以形容的疏离、绝望、僵冷、孤独，难以预料、偶尔突发的暴怒。使用俄罗斯或者中国的逻辑，比如改革新思维、古拉格群岛、和谐社会、经济起飞、公民议政等，都无法解释这种新情况。它不是政治苦恼、经济苦恼，而是我从血肉、骨髓中听到的嗡嗡低语，无面目、无神情、呆滞、恐怖的存在性苦恼。都要成疯子了，你给我学位？给我市场经济？美国3亿多人口，定期服用新款、旧款各种抗抑郁处方药的轻、重心理病患者，至少四分之一。近年来，服药者中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甚至儿童，是父母遵照医嘱劝导或强制他们服用的。

几年之后，我彻底好了。一些可怕症状彻底消失。我没力气去回忆当时那些离奇感受，也很奇怪为何自己没及早抽身，却在那儿纠结挣扎，还自我分析了好多年。分析是没有用的，换一口空气，换一片天地，换一群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的痊愈和爱有关，但不单指男女恋爱。我发现自己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俄罗斯总归是起点或者终点。它的残破、怪异、潮湿，夹杂着春风一般飘逸的宽阔、邈远和明朗。每次回到俄罗斯或乌克兰，总会从四面八方感受到某种神秘和无理性，如同曲调不明的音乐，在寒冷大气中冉冉流淌。没有什么经营管理学的专业词汇，可以准确界定那种融化的、自由自在的流动感。在南欧的葡萄牙、意大利，中欧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中美洲的墨西哥，都会呼吸到各不相同、难以言表的空旷、回音和迷醉。唯一可信的结论是，那些无法界定的音响和气息，来源于某种隐匿天地间的神迹——这就是深层语言。每一块土地，都有不同的深层语言。政治变化只是一些大词，而听见深层语言，会让一个人懂得，在哪儿他会变成疯子、死人，在哪儿又能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