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图（第2/4页）

“剧院经理的夫人原来是达韦尔的女友，人是她推荐的。”

我脸上肯定露出了不悦的表情，否则格林伯格不会问我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我崇敬达韦尔，差不多是热爱他，所以我希望如果他交了好运，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也应该是纯洁干净的。”

尽管格林伯格身材矮小，时常痉挛抽搐，总体看上去懒散虚弱，但你不得不敬佩他的思辨力量。

“你乐不乐意无关紧要，”他口气坚定地对我说，“一位女士恳请她丈夫救助正在落难的旧情人，无疑是慷慨、高贵的。”

“我钦佩她……”

“应该钦佩他们每个人。达韦尔值得钦佩，因为他什么也没要求，因为他配得上旧情人在激情过去后，还站出来替他讲话。那位剧院经理值得钦佩，因为他的做派像个真正的专业人士。别人把好演员推荐给他，他就录用了，不受私人生活的干扰。”

首演当晚，多艺剧场的票几乎售罄。我记得很清楚，戏刚刚开场，有几分钟我心神不宁，对自己说：“演出或许成功，或许失败。结果如何，稍后见分晓。”其实，用不着等待多久。不是说我觉得戏很差。无可否认这出剧作有不少史诗般崇高的时刻，但我想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它是戏剧体长诗，文学性很强，这不假，但也相当无趣。大可以说，主人公的处境引人焦虑，然而当剧作家出其不意地插进一段不可信而近乎愚蠢的爱情故事，情节也就失去了动力。奇怪的是，正当我思量着：“达韦尔已经幸运地获得了工作，他本该更幸运些，遇到一部好剧本，”我却望向加图，我是说望向饰演加图这一角色的达韦尔，心想我甘愿献出一切，好让他战胜恺撒，拯救乌提卡城。是的，我甚至为乌提卡城的命运忧心忡忡，某些时刻我祈望拥有诸神都不具备的力量，去改写历史。在达韦尔脸上（我曾以为这幅面孔无足轻重）——有些人的面容随着年华老去而愈发俊朗，这张脸便是其中之一——我分明看到了准备为共和国的自由而牺牲的英雄气概。当加图的一个儿子——一位叫人难以信服的演员——说道：“我们的父亲为荣誉而战，为美德而战，为自由与罗马而战。”我几乎要落泪。

时至今日，读者或许以为我的任何评价都是多余的。戏的成功，演出的反响，都愈加证实了这一观点。从第三晚、第四晚开始，剧场就爆满了。你要提前十五到二十天订票，这种情况在那个时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颇不寻常。还有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观众一致将抨击恺撒的言论理解为针对我国独裁者的鞭挞，呼唤罗马的自由恰如呼唤我们失去的自由。我能肯定，他们如此阐释这出戏完全是出自个人意愿。正像有人说的，每一本书，读者皆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阅读，那么多艺剧场的演出则证明了论及观众和剧作时，这种说法同样成立。别以为说到观众时，我将自己排除在外……当加图说道：“从此再无罗马。啊，自由！啊，美德！啊，我的父母之邦！”又一次，我感到泪水湿润了双眼。

日复一日，剧场内变得越发喧腾、越发失控。有时候我问自己——何必否认呢？——多艺剧场的骚乱虽然始自良好意图，但或许会损伤我们的事业？政府可以轻易地查封剧院，进而在政治斗争中抢占先机。实际上，温和派出于对暴乱的本能恐惧，在策略上支持这一举措并非不可能，虽然他们跟我们一样痛恨独裁。

对很多人来说，达韦尔与加图是彻头彻尾的同一个人。在街上，人们时常跟他打招呼，“再会，加图！”或者有时候说，“加图万岁！”

我们当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介入这场戏的人们，很可能夸大了多艺剧场的演出对后续事件的影响；但事实上，密谋者对这一影响坚信不疑。这点我很清楚，因为我被指派跟达韦尔商谈，争取他加盟自由事业。我们希望在胜利时刻可以宣称，我们的伟大演员始终站在革命这一边。我们祈盼这种说法不要与事实出入太大，也不必面临他矢口否认的风险。

我邀请他在阿尔西纳街和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转角的咖啡馆见面。我想那首探戈曲唱得不错，岁月带来的变化是非常奇特的：达韦尔的面容现在几乎不会让人想起约翰·吉尔伯特，而是更像查尔斯·劳顿。他的表情忧伤、疲惫，但也流露出富于耐性的无限坚毅。但不管怎样，当我告诉他，我对他的崇拜始自《战地之花》在司马特剧院的首演之夜，我敢起誓，那一刻他看上去更年轻，而且又有些神似约翰·吉尔伯特了。他急切地问：

“您真的觉得我撑得起那个角色吗？”

“首先我觉得舞台剧很难和电影争高下。但就算没有电影里的实景帮忙，司马特剧院的观众还是真切地相信你就身处战场前线。进一步说，是你亲身把我们带到了前线。”

谈话片刻之后，我直言问他，是否愿意给我们帮助。

“那当然，”他回答，“我反对独裁。你不记得我在第二幕说过什么？”

“在《加图》第二幕？”

“还能在哪儿？请听仔细。我说：‘在更好的机遇到来之前，应拔剑出鞘，擦亮剑锋，以迎接恺撒。’”

起初我欣赏这个答复，将其中的虚夸成分理解为忠诚和勇气的承诺。但后来，出于某些难以言说的缘故，我感觉无法下定论。“不管怎样，他回答得非常坚决，”我对自己说，“这就很了不起。”

政府肯定把多艺剧场声势扰攘的演出看得非常严重，因为某天夜里警察逮捕了经理、导演和演员们，查封了剧场。次日清晨，他们释放了所有人，除了经理和达韦尔。最终经理也获释了。至于主演，拖到几天之后才重获自由。我揣测官方不能原谅他扮演独裁者之敌的角色，而释放达韦尔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他不过是个演员。

跟我预想的恰恰相反，查封多艺剧场损害了政府。或许民众相信，倘若政府把一出戏看得太重，这样的政府一定张惶失措、脆弱不堪。

我们把这一推测认定为现实，从那时起公开筹划起事。首先在私人寓所，随后是餐馆，频繁组织人头攒动的集会。席间永远缺不了运动的各路头头儿。聚会上，发言者们呼唤革命来临，并承诺推进革命。宴会长桌旁，达韦尔永远占据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当然不是坐首席，但总是出现在某位显要人物的右手边。

有一天，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她说：

“您不认识我。我是罗马诺的妻子，露丝·罗马诺。我必须和您当面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