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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他已经察觉到我一直在注视着他。可是第三天早晨，他还是走了。我注意到了，可是我一句话也没说，为了想给他以时间，说不定他是能够穿越过去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已经逃到荷兰去了。

可是到了点名的时候，却发现他不在了。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才听到他已经被战地宪兵，那种卑鄙的军事警察逮捕。他一直朝着德国的方向走去——那当然是毫无希望的——而他所做的其他种种事情，当然也同样是疯狂的。本来任何人都会明白，他开小差不过是一种怀乡病和一时的思想混乱。可是在前线后面一百公里的军事法庭会知道些什么呢？从此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德特林的消息了。

然而，这种危险，这种被抑制着的东西，有时又以别的方式爆发出来，就像来自一个加热过度的锅炉似的。只要说一下贝格的结局就够了。

战壕已经被摧毁很久了，现在有的是一条伸缩性的防线，因此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阵地战了。当进攻与反击来来回回进行了一阵之后，那里就只剩下来一条支离破碎的战线和弹坑跟弹坑之间的激烈的战斗。前面的防线被突破了，于是一小股一小股的部队到处建立起自己的阵地，战斗就在一簇簇弹坑丛中进行着。

我们在一个弹坑里，英国兵从侧边插过来，正在包抄我们的侧翼，就要突入我们背后的阵地了。我们已经被包围起来。要投降也不容易，雾气与硝烟笼罩着我们，谁也看不出来我们要投降，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愿意投降。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我们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冲着我们过来了。我们的机关枪瞄成一个半圆形，在我们前面扫射着。冷却水蒸发完了，我们急忙拿个盒子挨个递过去，让大家把尿撒在里面，就这样水又有了，我们能够继续进行射击了。可是在我们后面，进攻的枪声却越逼越近。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完蛋了。

正在这时候，第二挺机关枪从最短的距离发射起来了。那机枪架设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弹坑里，是贝格去弄来的，这一下，反攻从后面过来，我们得到了自由，跟后方也有了联系了。

后来，我们在相当好的掩蔽下躺着的时候，有个送饭来的炊事兵讲起，离这里两三百步路，倒着一只受了伤的通讯警犬。

“在哪儿？”贝格问。

那个人把地方描述给他听了。贝格撒腿就走，想要把那畜生抓回来，或者把它一枪打死。半年以前，他才不管这种事咧，那时他很理智。我们试着拦阻他。后来，他还是毅然走了，我们只能说：“你疯啦！”也就让他去了。因为这种前线疯狂症的发作，如果你不能把那个人摔在地上，而且把他紧紧扭住，会变得很危险。而贝格身高一百八十厘米，是整个连队身体最强壮的人。

他是实实在在地疯了，因为他非得穿过火力网不可。可是在我们头顶上到处守候着的这道闪电，却击中了他，使他发了狂。别人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开始狂吼，奔跑，有一个人还试着用手、脚和嘴不断地挖土，想钻到地里头去。

这样的情况固然往往是假装出来的，但是假装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征兆。本来要去结果那条狗的贝格，自己在骨盆上受了伤，被抬回来了，而去抬他的人当中，有一个在抬的时候，小腿肚上中了一颗子弹。

缪勒死了。有人对准他的肚子近距离打了一发信号弹。他活了半个小时，头脑非常清醒，感觉十分痛苦。临死之前，他交给我一只皮夹，还留给我一双长筒靴——正是当年克默里希留给他的那一双。我就拿来穿上了，因为穿在脚上正合适。等我死后，这双靴子归加登所有，我已经答应他了。

我们总算能把缪勒安葬了，但是他不大可能不受干扰地安眠很久。我们的战线正在往后撤。那边，英军和美军新开到的生力团队太多了。罐头咸牛肉和白面包也太多了。还有太多的新式大炮，太多的飞机。

然而我们却在消瘦和挨饿。我们的伙食那么差，掺的代用品又那么多，吃得我们都病了。德国工厂的老板都成了大富翁，痢疾却使我们的肠子阵阵作痛。茅坑蹲架上始终挤得满满的。应该让祖国的人到这里来看看这些又灰又黄、又惨又瘦的脸，看看这些蜷曲的人形，腹痛把他们身体里的血都给绞出来了，由于疼痛他们的嘴唇哆嗦着，甚至扭歪着，彼此苦笑着说：“把裤子再拉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

我们的炮兵连队停止了炮击，因为炮弹太少啦，而且炮筒也磨损得那么厉害，目标瞄不准，弹片太分散，有时甚至会掉到自己头上来。我们的马匹也太少了。我们的生力部队都是些贫血的、需要休息的孩子，他们连个背包也背不动，可就只知道去死。这样的人就有成千上万。他们对打仗一点也不懂，就是一个劲往前冲，让自己被打死。单是一个飞行员，开一次玩笑，就把他们两连人都劈劈啪啪打光了，那时候他们刚刚从火车上下来，还没听说过有所谓隐蔽这回事。

“要不了好久，德国非变得空无所有不可。”卡钦斯基说。

说是有朝一日总会有个结束，这种希望我们都已经放弃了。我们根本没有想得这么远。一个人可以碰上一颗子弹，就这么死了；一个人也可以受点伤，于是军医院便成了他的下一站。在那里，如果他没有被截断肢体，那么早晚也会落到这样一个军医官的手里，这人纽扣孔里佩着一枚战争功勋十字章，对他说道：“什么，一条腿短了一点吗？在前线你也不需要用腿跑，如果你有点勇气的话。这个人属于‘可用于作战’。去吧！”

卡钦斯基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孚日到佛兰德，整个前线都传遍了，关于一个军医官的。这个军医官念着一份体检名单上的名字，当一个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连看也不看一眼，便说：“可用于作战，我们前方需要战士。”有个装着木腿的人来到他面前，那个军医官又说，可用于作战。“于是，”卡钦斯基扬起嗓音，“那个人就跟他说：‘我早已装了一条木腿，可是当我再回去，他们又把我的脑袋打掉的时候，那我去装一个木脑袋，就变成一个军医官了。’”这个回答听得我们大家都乐了。

好的医生可能有，而且也还多的是。然而，每一个士兵在那上百次的体检中，总会有这么一回落到一个专抓英雄的医生手里，这种人为数众多，他们尽心竭力，要把名单上的“可用于工作”和“可用于防卫”的尽可能都改变成“可用于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