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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头顶上飘浮着一股浓重的烟气。凡是有士兵的地方，不会没有烟草的！营房食堂是士兵的避难所，啤酒绝不只是一种饮料，而且还是一种表示一个人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动活动四肢、伸伸懒腰的标志。我们干这些事，倒像举行仪式似的，大家把腿伸在前面，无拘无束地随地吐着痰，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一个人明天就要离开的时候，怎么会种种事情一下都出现在了面前！

到了晚上，我们又到运河的对岸去了。我几乎很害怕，当我告诉那个身材纤细、肤色浅黑的姑娘，说我就要走了，而且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离开这里很远很远，我们再也不会重新见面了。她只是点着头，并没有太动声色。起初，我不能很好地理解，随后我突然明白了。勒尔说得对：要是我上前线，她又会叫我“可怜的小伙子”，可是这回仅仅是休假，对这个她并不爱听，也不是那么很有趣。让她这个叽叽喳喳的饶舌女人见鬼去吧。一个人梦想着一件奇迹，醒来时却是一块块长方形的粗面包。

第二天早晨，捉好虱子以后，我就到军用铁路终点站去。跟我同去的有克罗普和卡钦斯基。在停车站，我们听说还有两三小时火车才会开。他们两个人还得回去值勤。我们便相互道别了。

“祝你幸运，卡钦斯基；祝你幸运，艾伯特。”

他们走了，挥了一两次手。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他们的每一次举步和每一个动作我都熟悉，不管离多远，我也认得出他们来。随后他们就消失不见了。

我坐在背包上等着。

蓦然间，我心里急躁得要死，巴不得马上就离开。

我在多少个车站月台上躺过，我在多少家流动厨房前站过，我在多少张木板长凳上蹲过。随后，那景色终于变得使人感到不安、神秘而且熟悉了。从西边的车窗外面，掠过一座座村庄，那里的茅草屋顶如同帽子一般盖在墙上刷了白灰、一半用木料建成的房子上，一块块农田如同珍珠母似的在斜阳中闪烁，还有一片片果园、一座座谷仓和一株株老菩提树。

车站的名字开始有了意义，我的心也便颤抖起来。列车颠簸着向前行进，我站在车窗旁边，抓住了窗框。这些名字标志着我青年时期的界限。

平坦的草地，田野，农场，孤零零的一对套着车的牲口，映衬着天空，沿着与地平线并行的道路移动。铁路过道处的拦路木栅，它前面站着的农民们在等候，姑娘们在挥手，孩子们在路堤上玩耍，还有通往村子去的道路，平平整整的、没有炮兵部队的道路。

已经是黄昏了，如果没有列车的响声，我准会叫喊起来。平原豁然开朗，山脉那柔和的蔚蓝的剪影开始在远处显现了。我认得出多本伯格独特的轮廓，一柄锯齿形的梳子，从树林的顶端陡峭地矗立起来。城市大概就在那后面。

可是这会儿，阳光流遍大地，把一切东西都熔化在它那金红色的光辉里，列车嘎啦嘎啦地转了个弯，又转一个弯。老远老远，一株接着一株地挺立着长长的一行白杨，那白杨看去是那样模糊，那样不稳，那样漆黑，犹如由暗影、光亮和渴望构成的一幅景象。

田野慢慢地旋转过去，列车绕着它行驶，于是树木之间的空隙消失了，它们变成了一大块，一刹那间我只看见一棵树。随后，它们又从那最前头的一棵树后面重新出现了，映衬着天空，突现成长长的一行，直到那第一批房屋把它们给遮住了。

一个与铁轨交叉的道口。我站在车窗旁边，舍不得离开。别人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了。我自己嘟嘟哝哝一遍遍默念着经过的街名：不来梅街，不来梅街……

下方经过的有自行车、马车、行人，这是一条灰蒙蒙的街和一条灰蒙蒙的地下通道。这条街使我心情无比激动，我仿佛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后来，火车停下来了，到了一个又喧嚣、又充满喊叫声、又有岗哨的车站。我抓起背包，扣紧肩带，将步枪握在手里，跌跌绊绊地走下了梯级。

我在月台上四处张望，在这些匆匆来去的人群中间，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个红十字会护士给我一点东西喝。我转过身子，她朝我微微一笑，笑得太傻，而且一心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瞧，我在给一位军人喝咖啡呢。她管我叫“同志”，可我偏偏一点也不想要咧。外面，车站前头有条小溪在街边潺潺地流着，这是从磨坊桥的水闸里喷着泡沫冲出来的。那边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方形瞭望楼，它前面是那株高大斑驳的菩提树，背景则是一片暮色。

这里，我们是常常来坐的——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们走过这道桥，便闻到这潭污水那冰凉腐朽的气味。我们就在水闸的这一边，朝那死水弯下身去，从这些桥墩上，悬垂着藤蔓和藻类。到了大热天，我们还在水闸的那一边，欣赏喷涌出来的泡沫，唠唠叨叨地谈论我们那些老师的事情。

我走过了桥，向左右观望着，河水跟从前一样浮满了藻类，而且始终射出亮闪闪的弧形往下奔流。在那所瞭望楼里，洗熨衣服的女工也与往常一般，光着臂膀站在雪白的干净内衣前面，而熨衣的热气正从开着的窗子里飘散出来。狗在狭窄的街上踽踽地走着，人们站在门口，当我走过的时候便眼瞪瞪直盯着我，看我身上这样脏，背的东西又这样重。

这家糖果店，我们常常来吃冰，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抽烟。顺着这条街走去，我每一家铺子都熟识，什么食品杂货店啊，药材店啊，面包店啊。后来，我终于在一扇把手已经损坏的褐色的门前站住了，我的手觉得沉重起来。我把门推开，迎接我的竟是一种古怪的冷漠，我的眼睛模糊不清了。

楼梯被我的长筒靴踩得嘎嘎作响。楼上，有扇门砰的一声开了，有个人凭着栏杆向下张望。被打开的是扇厨房门，她们正在煎马铃薯薄饼呢，屋子里弥漫着这股香味，今天肯定是星期六，而那位靠在栏杆上往下看的准是我的姐姐了。有一会儿，我觉得怪不好意思，便低下了头，随后我摘下钢盔，抬起头来一看。一点不错，果然是我的大姐。

“保罗，”她叫道，“保罗！”

我点点头，我的背包跟栏杆扶手撞了一下，我的步枪才重得厉害呢。

她把一扇门拉开了，唤道：“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不能再往前走了。妈妈，妈妈，保罗回来啦。

我往墙上一靠，手里抓着钢盔和步枪。我用尽平生之力把它们紧紧抓着，可就是一步也没法前进，楼梯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用枪托撑在脚边支住我的身体，把牙齿狠狠地咬紧，可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姐姐的一声呼唤竟使我浑身没有了力气，什么事也做不成，我苦苦地挣扎着，想要笑一笑，说句话，可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所以我只好站在梯级上，又悲愁，又困惑，不由得一阵剧烈地痉挛，而且不由自主地，泪珠扑簌簌从我腮帮上滚落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