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14页）

在一家咖啡馆里，我遇到了少年时代法语女教师克雷门汀小姐的哥哥。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国律师，嘴里总是叼着烟斗，停战已经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讲，总抱怨德国兵在战争中的伤亡太少太少。在那些年里，获胜的父辈们总喜欢在人前慷慨陈词。我感到困惑，孤单。而另一个巴黎，那个“流光溢彩的巴黎”，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从文学作品里品味到的那个宁静、温和、谦虚、含蓄、充满平民化的生活愉悦的城市。暂时，我们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个野蛮、带着恶意的城市里。每星期我们都做出决定，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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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留了下来。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巴黎我没有任何“事”可做。有时我去索邦大学，但只是去那里逛一逛，听听课，我再也没有正式修学业。有的时候，我去国立图书馆翻阅杂志，我意识到，在各种日报和报刊亭里卖的那些杂志背后，有一个在从没听说过剧名的时事讽刺剧中寻求表达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国，那里的情况跟我通过官方途径获知的法国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运动”，隐在“党派生活”的背后，在杂志里面酝酿，发展。一份军事专业杂志《法国军事》以肯定的态度评价了纪德的作品。不管是大型时事讽刺剧，还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径，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种精神；大辩论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着，在朦胧的地带，在陌生的讲坛。我不大理解它们之间的关联，只是出于本能地关注和了解。

不管怎么说，我留了下来。三个星期过去了，三个月又过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没有橱柜和浴室、散发着排水沟臭气的客房里。我们的钱越来越难挣。我们慢慢变卖掉所有的一切。罗拉搜罗出几副小首饰、一枚戒指、一只旧望远镜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门去了拉斯巴依林荫大道的古董店。我家人偶尔寄来几个马克，考绍的报纸也付给我一点专栏稿费。德国人深陷在货币贬值的漩涡里，现在连一枚铜币也不寄给我。我们卖掉衣服，就为了能去吃顿晚饭。这一切我们既不觉得罗曼蒂克，也不觉得刺激好玩。在巴黎当穷人，是一种残酷的娱乐。我们身无分文，毫无浪漫可言。

如果生活在离家乡近一些的维也纳，怎么讲也会容易一些。但我们还是留了下来。我一向喜欢这样“毫无目的”、置身局外、看起来没有任何理由地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罗拉也绝口不提离开的事。她甚至连这种话都不说：咱们最好“开始”做点什么吧。在巴黎，什么都不可能“开始”。总之，她忍受住了我们这种丝毫不具任何实际内容的游荡、临时性的存在和彻底绝望的逛街；我们生活在我们并不了解其真正生活方式的人群中间。在那几个月里，我们在巴黎看到的东西，不外乎是一个外国游客所能看到的浮光掠影。在我们日复一日地试图向彼此证实这座城市意义的热忱里，颇有一些中世纪的味道、履行义务的性质、文学痴狂和附庸风雅。事实上，我们的自我感觉非常糟糕。后来，我在欧洲各地，总能在第一瞬间感到熟悉和自在，从不像我刚到巴黎的那段时间。出于某种原因，我不知道如何接近这座城市。对于呈现在眼前的景物，我缺乏评测标准。对周围的冷漠，我以前连做梦都未曾想到，我不知道在人与人之间竟会弥漫着如此浓密、无法穿透的冷漠。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在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家庭式的紧密联系：彼此相爱，彼此憎恨，有时还会彼此残杀，但不管怎样，在人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在刚到巴黎的那几周，我就已经明白，我就是饿死在法国人眼前，他们连肩膀都不会耸一下，连一杯水也不会递给我。这一教训使我幡然醒悟。通过刻毒的冷漠，我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感受到拉丁式的严酷与公正。由于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几乎对他们报以尊崇之心。很自然，我们无法出于某种“无条件的需求”在这里多逗留一天。每天我们都处在这种不确定的限期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地待在这里，我在这里有什么事情要做，有某种使命在等待我。罗拉也是这样感觉的。只是对此我们都避而不谈。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在巴黎我们有什么事能做。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命运，幽幽抱怨，瑟瑟蜷缩。我们时刻准备上路地生活在这儿，只差行李没有打包，我们就这样地等待和逗留。

圣诞节期间，罗拉病了；她在新年前夜差一点死掉。她是内出血，已经奄奄一息。我们在巴黎谁都不认识，也没有钱。旅店老板在新年前的那天下午，请来了一位法国医生。蓄着胡须的年轻法国医生上门之后，要了二十法郎，耸了耸肩，给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若有所思地盯着这张苍白、冒汗、扭曲的面孔，抽着烟，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到房间的一角，告诉我说，问题非常严重，情况很危险，内出血已经渗入了腹腔，必须马上动手术，最好就在一小时内。我绝望、呆滞地望着他；现在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外国人，举目无亲，不知道能够向谁求助，在新年前夜，在巴黎。医生耸耸肩膀，神情漠然地催我先交给他三千法郎，他去联系医院，请外科医生，否则很遗憾，他也无能为力。我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们都是外国人，我给他看我的护照，家里肯定出得起这笔钱，等节日一过我就去找使馆，他们了解我家的情况，肯定会提供帮助的，他们会发电报……但是在新年前夜，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从谁那儿能搞到这三千法郎？他戴上礼帽，环顾了一圈，看到墙上挂着几件衣服，角落里放着一两只破旧的皮箱，心想，他在这儿能“捞到”什么油水？……只需凭经验瞥上一眼，他就知道，捞不到什么；一个外国人，一个在学生区一间旅店客房内奄奄一息的外国学生：关他什么事？他嘟嘟囔囔地找了句托词，扬长离去。

罗拉在那个时辰里，与其说活着，不如说死了。半小时后，房间里挤满了匈牙利人。我始终没弄明白，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生死关头，同类的人群通过某种秘电的方式相互通告。我曾听人讲起过，在欧洲的大城市里，中国人以某种隐秘的方式紧密抱团，一人有难，八方相助。这个去凑钱，那个找医生。没过多久，一位年长的俄罗斯医生被请到家里，他硬着头皮、神色忧郁地忙活了一通，抱着深切的同情，充满了爱心，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帮她。这些流亡的俄罗斯医生，大部分在巴黎偷偷地行医，法国人要求这些来自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年长的、著名的临床医生和“大学教授”去索邦大学认证他们的学历。晚上，俄罗斯医生急匆匆地走了，带回一位法国外科医生，这名巴黎外科界的耀眼新星是从新年舞会上被拽到学生区的。外科医生穿一件燕尾服，纽扣上别着闪闪的勋章，他是驾驶自己的轿车来的，这位法兰西人文质彬彬，高傲自信。他一进门就果断做出决定，在蒙马特疗养院开了一间病房，叫来一辆救护车停在旅店门前，午夜时分，把罗拉接走了。他没有提钱的事情。俄罗斯医生的温情令人感动，有那么浓的“人情味”；法国医生冷峻、绅士，行事果决，能呼风唤雨。